今年春节，全国旅游人数暴增，其中出境游整体订单同比增长640%，跨境机票订单增长4倍以上。

 

广州一旅行社前两天上线一款海外10日游的产品，团费约26000元/人，结果40个名额上架1分钟内就售罄。

 

为什么大家这么热衷出境游？

 

一位在国外旅游的网友给出了答案：威尼斯，佛罗伦萨，维也纳，爱琴海这些地方光听名字就浪漫优美，非常有消费欲望。

 

看到这，底下立刻有人站起来纠正：这些地方本来就美，和名字没多大关系。

 

他举例道：“比如说，提到威尼斯，会想到水城、威尼斯商人；听到佛罗伦萨，会想到文艺复兴、教堂壁画；听到罗马，会想到竞技场、罗马帝国；听到维也纳，会想到金色大厅、音乐之都，听到爱琴海，会想到希腊文明、蓝白色的建筑与风景。”

简而言之，只要地方原本的地理风情决定了这个地方让人心动，取什么名都不影响。

 

真是这样吗？

 

众所不周知，外国景点的很多名字其实并不好听，而是我们翻译的好听，现场还原下，看看什么效果。

 

比如，格陵兰岛（greenland）大可精准译为“青岛”，瞬间这座千里冰霜、银装素裹的世界第一大岛迎面吹来一股带着鱼腥味儿的海风。

 

纽约（New York）译为“新乡”，乡间泥土的芬芳、泥泞的小路、一个叫小芳的姑娘开始在脑海回旋，无论如何也与国际大都市联系不起来。

 

珍珠港（Pearlharbour）译为“蚌埠”，脑补这画面，我也埠（绷不）住了。

凤凰城（Phoenix）直译为“宝鸡” ，感觉档次也掉没了。

 

这还是按字意来翻译，而且借用了我们熟知的中国地名，要是放飞想象直接音译，那可以要多难听，有多难听。

 

比如日本能翻成“逆洪”、美利坚可以变成“没力贱”等，要是这么翻，估计这些国家排着队过来求改名。

可以说，人靠衣裳马靠鞍，一个好名字带来的美好遐想，远比声嘶力竭向全世界叫喊一万遍“我们这很漂亮”管用。

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再去看我们周边的世界，发现还真是不太一样。

 

比如，对于西方国家，我们给它们译名几乎用了最好的词，什么美利坚、德意志、法兰西、英格兰。这些名字让人联想到“美丽”、“道德”、“法律”、“英雄”，听起来就很大气、优雅。

 

同样是给西方国家起名，日本却截然相反。

 

朝鲜人李百拂曾写文指责日本人起名用心险恶：

“ 如中国根据译音字其邻国，英也，德也，美也，法也，……在中国语法中皆为懿词，皆含好意，若日本则适相反。

 

字德国曰独，意谓独夫之国也。字旧俄曰鲁，意谓愚鲁，经旧俄政府抗议，始改为露，盖诅其将于旭日（日本自命）之下消灭，仍为恶词。字美国曰米，表面似无他，实则形容其可以吃下去耳。”

这真是奇怪了，是不是中日翻译搞反了？怎么中国就没把“美国”译作“霉国”？“英国”译作“阴国”？“德国”译作“歹国”？

难道这些西方国家一出现，中国比日本还跪舔？

 

还真不是，一开始，我们对这些西方国家的国名翻译也是相当难听。

 

鸦片战争之前，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，对世界是俯视的，对周边国家起名带着居高临下的意味。

 

比如位于中南半岛的诸多岛屿国家曾是中国的藩属国，老挝曾叫寮国，泰国曾叫暹罗，柬埔寨叫真腊等。寮国的寮，缅甸的甸，柬埔寨的寨，新加坡的坡都是小块土地的地名，“暹罗”据说是肤色较黑的部落，总体看，它们的名字就显得小气。

而附属国之外的国家，那更是不从王命的蛮荒之地，从人名到地名都不忍直视。

 

鸦片战争之前，我们统称欧美人为“红毛”或“红毛番”。

 

欧美人也没染一头红发游过来啊，为什么叫“红毛”？这是沿用明朝时对红发荷兰人的鄙视。

 

明朝时，在当时的朝贡贸易体制下，荷兰既不朝贡，还在闽粤沿海不断骚扰侵略，让当地官员百姓深恶痛绝，在描述他们时自然没什么好词。

 

明代《粤剑篇》记载荷兰人抵达中国沿海：

“有二夷舟至香山澳。通事者不知何国人。人呼之为红毛鬼。其人须发皆赤，目睛圆，长丈许……”

《广东通志·番夷》写道：

“其人衣红，眉发连须皆赤，足踵及趾长尺二寸，形壮大倍常，似悍。”

这一番描述下，荷兰人简直就成了地狱饿鬼，长相类似荷兰人的洋人们自然就成了“红毛”。

 

洋人被鄙视，洋人的国家自然捞不到什么好。

 

比如现在所谓的“美利坚合众国”，最开始是“花旗国”，因为它们来的时候挂的国旗花里胡哨。

 

后来就是音译。广东人将“America”翻译成“咩哩干”。咩就是羊叫，用牲口命名，有多鄙夷自不必说。

 

除了“咩哩干”，还有“咪唎坚”“米利坚”“弥利坚”等等，后来直接简称为“米国”。日本人深受广东人“米利坚”的影响，也称美国为“米国”。

但不论怎么看，都和有着美好寓意的“美”字不相干。

 

再比如英国。英国的国名最开始传到国内，是由一名叫做利玛窦的天主教徒来中国传教时，学了点中文，将英国“England”直接音译为“谙戈利亚”。后来又多了几种音译，如“英圭黎”、“英鸡黎”等。

康熙年间一份东南沿海官员给康熙的奏折中写道：

“臣遍观海外诸国，皆奉正朔，惟红毛一种好宄莫测，中有英圭黎。”

除此之外， 德国叫“邪马尼”，葡萄牙叫“佛朗机”，俄罗斯叫“罗刹国”。

 

可以看得出，作为中央之国，中国对这些邻居和西方国家取名真是没给什么优待。

 

中国对西方各国命名的转变是在鸦片战争之后。

 

鸦片战争直接把清王朝打懵了，视角从俯视顺滑成了仰视。傲外转为媚外、恐外。原本的“抚夷局”，都改成了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”。

天朝上国的美梦破灭后，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，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衡量中西方的实力差距，开始尊重对手。

 

而这也表现在对西方国家的命名上，如曾国藩在奏折中，把“米利坚”和“美理哥”两个早期译名掐头去尾，打造了“美利坚”这个词。

 

而真正出现对西方地名大规模褒义译名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。

 

这个时候，中国文人们对西方充满期待和幻想。西方的月亮是圆的，西方的空气是香的，因此对西方很多地名翻译都讲究信达雅，最大限度表达褒义。

 

举两个例子：“香榭丽舍、枫丹白露”。

 

香榭丽舍（Champs - Elysées）在法语中，Champs意为“田园”，Elysées来自希腊神话，指众神聚集之地，因此该名字可以译为“极乐世界”或“极乐净土”，但这么一翻译显得有些俗。

徐志摩将其译为“香榭丽舍”，在汉语中，“榭”意为“建在高台上的房屋”，“舍”指居住的房屋。描绘了一幅排列着精致屋宇，衣香鬓影、达官贵人往来如织的街景。

 

枫丹白露（Fontainebleau），是法国巴黎大都会地区内的一个市镇，名字由fontaine belle eau演变而来，原意为“美丽的泉水”。

 

朱自清将其译为“枫丹白露”，瞬间档次拔到顶点，花树丛生的意境就出来了。

这不仅仅是翻译上的“信达雅”，更是那个年代，中国人对于西方一切都尊崇备至的心态。

 

由于“仰望”海外，过去我们把海外上到月亮下到地名，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美化。这种美化，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和情感取向，并以约定俗成的方式继承下来。

 

这不仅吸引着那时候的国人，同样跨越时空，让现在的众多中国游客趋之若鹜。

 

如今，对于世界，中国平视，而不再仰视。那些曾被“美化”的地名，我们也没必要再“污名化”或“中性化”，这样有失格局。当下我们更应该做的，是发现身边的美，唤醒内部自信。

 

从对国外的译名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好名字能发挥多大作用。这招在我国本土也同样适用，比如张家界。

张家界市曾叫大庸市，而大庸市的前身是大庸县。

 

80年代的大庸县异常穷。到1985年，大庸人均年收入在150元以下的贫困户达16.18万户，共68.43万人，占全市农业总人口的53.5%。

 

简言之，超过一半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。

 

但贫困的大庸手里却有个无法发挥作用的宝贝——张家界林场(张家界森林公园)。

 

张家界林场有多吸引人？

 

1979年，国画大师吴冠中将其誉为一颗失落在湘西的风景明珠，据此创作的绘画作品被法国立塞奇博物馆收藏；

 

1980年，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第一个在香港为张家界举办画展；

 

1981年，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在张家界黄石寨拍摄的作品《山鹰图》获伦敦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作品展览金奖。

张家界在各路名家接二连三地自发安利下，闻名海内外。相较之下，它所在地大庸，却“地如其名”，平庸得很。

 

改革开放初期，邓小平提出：“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，要突出地搞，加快地搞！”

 

坐拥锦绣山河的大庸立刻想方设法抓住这一翻身机会。

 

大庸县下辖的张家界林场与慈利县下辖的索溪峪、桑植县下辖的天子山，山水相连，三地统一合称为“武陵源风景名胜区”。

 

为了发挥旅游规模效应，1988年大庸县升格为地级市，统辖永定区(原大庸县)、武陵源区、慈利县和桑植县。

本以为会游人如织，没想到却久久不见起色。

 

一番研究后发现，当时很多游客慕名来张家界旅游，却闹出了不少“到了大庸市，不知张家界”，“寻找张家界，走过了张家界”的笑话。

 

大庸市的首任市长肖征龙还回忆称：

“那几年我们在招商引资过程中，发现很多客商愿到张家界投资，却不愿到大庸投资，其原因之一是不知道张家界在大庸境内，招商引资的同志须花费大量的精力解释。”

为此，湖南从省到市都在商量，要把大庸改名为张家界。

 

但改名哪有那么容易。一个市名的更改，涉及到全国交通、地图、邮政、通讯等各个方面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国务院明文规定，严格控制更改地方行政区划名称。

 

1993年，市委市政府将这项工作列为全市10件大事之一。为了完成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，多次上省，3次赴京，请示汇报。

 

最终经过省民政厅、省政府、国家民政部层层审核同意，逐级上报，1994年，国务院审准改名。

改名后，张家界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迅速扩大。1989年，张家界旅游接待人数为56.5万人次，2019年这一数据到了8049.3万人次，30年间翻了140倍。1989年，张家界市旅游收入只有0.25亿元，而2019年就到了906亿元，是30年前的362倍。

 

改名取得巨大成功。

除了张家界，还有很多旅游景点改名带来巨大收益。

 

比如重庆“石夹沟景区”，起初，门票只有20元。2012年，当地正式更名为“武陵山大裂谷”，门票一下翻了八倍，涨价力度令人咋舌；

 

海南省的“五指山市”，原名“通什”，如今也成了海南岛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景区之一，有“不到五指山，不算到海南”的美誉；

 

1984年，曾经寂寂无闻的新安江水库，化身“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”，知名度迅速拉升，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。

 

好名字就是不少旅游地增强影响力的法宝。

 

但中国还有不少城市景点因为缺少好的名片拓展知名度，让游客们无从知晓，自身实力也无法发挥。

 

而它们缺的，可能只是个好名字。

 

比如攀枝花VS渡口、西安VS长安、临沂市VS琅琊市、淇县VS朝歌，和原名相比，哪个让你更有想去的冲动？

与其让中国游客慕名远赴他国，何不四两拨千斤，把中国本土旅游景点的威力发挥出来？